我國迄今沒有法定意義上的國花，國人念及，每多遺憾。三十多年來不少熱心人士奔走呼吁，也引起了社會輿論和有關方面的一定關注。此事看似簡單，但“國”字當頭，小事也是大事，加之牽涉歷史、現(xiàn)實的許多方面，有些難解的傳統(tǒng)糾葛，情況較為復雜，終是無果而終。
世界絕大多數(shù)國家的國花都屬民間約定俗成，世界大國中只有美國的國花由議會決議通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并非沒有國花，至遲從晚清以來，我國民間和官方都有一些通行說法。縱觀明清以來，尤其是民國年間我國國花問題的眾多意見和實際選擇，包含了豐富的社會文化信息和歷史經(jīng)驗教訓。
1.“國花意識”伴隨民族主權國家意識而興
國旗、國歌等是近代民族國家的主要標志或徽識，國花雖不如國旗、國歌重要，但也同屬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的文明產(chǎn)物，備受人們關注。近代以前，我國可以說是一個統(tǒng)一皇權體制下的巨大文明社會或文明體系，人們沒有民族主權國家的明確意識。中華民國成立以來，人們的民族國家和國民意識迅速興起，“國旗”“國歌”等作為國家符號徽識越來越受到重視和尊敬，而“國花”也就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期待。但是出于某種現(xiàn)代立場，雖然牡丹已有國花之稱，因其傳之帝制時代，未經(jīng)新生的共和政府或現(xiàn)代國民會議確認，卻很難名正言順，視為當然。
大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談及國花問題都明顯的底氣不足，心存遺憾。比如，1914年第1期《亞東小說新刊》之《各國花王一覽表》，所舉英吉利薔薇、日本櫻花等均為國花，我國自然是牡丹，稱“花王”而不稱“國花”，顯然是照顧我國國花未明的現(xiàn)實。1924年第6期《東方雜志》幾乎同樣的《各國之國花》名錄，稱我國牡丹為“花王”，而其他各國為“國花”，等等。遺憾之情、急切之意溢于言表。
1924年第6期《東方雜志》的《各國之國花》原文
而一旦1928年底所謂國民政府確定國花的消息傳出后，各界人士言之莫不歡欣鼓舞，此后再言國花，則無不理直氣壯，揚眉吐氣。1936年易君左在《中華民國國花頌》中將梅花與其他各國論列比較，通過對國花的贊頌，寄托民族豪情、愛國熱情，這應是當時廣大民眾的共同心聲?？傊藗兤毡檎J為，國花可以表“國性”，見“民性”，可以展“國姿”，揚“國光”，其作用不可小覷。國人“由愛物知愛國”，“愛花即愛國”，國花的確定對社會輿情和國民心理帶來的變化是極為鮮明和積極的。
歷史何其相似，改革開放前的30年，新中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國花之事遠非當務之急，因而長期無人問津。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逐步富強，民眾富而好禮，無論是從一般文化知識和公共信息，還是國家象征和社會儀式層面，我國國花是什么的問題就是一個社會各界普遍關心，隨時都可能面臨的問題。
“我國以四千余年之文明古國，開化最早，花卉繁殖甲于全球，豈可無國花一表國之光華乎”（王林峰），這一民國年間早已出現(xiàn)的詰問就不免油然而生，令人抱憾不已，成了一個長期困擾的文化問題。因此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各界有識之士、熱心之人積極建言獻策，奔走呼吁，廣泛協(xié)商，竭力推動，甚而在年度“兩會”正式提交提案議案，期求有所改變。應該說，這些行動都代表了廣泛的民意需求，值得國家領導機關和社會政治、文化相關層面的關注和重視。
在全球化迅速發(fā)展的今天，國家間的文化競爭、“儀式競爭”、軟實力競爭日益加劇，作為現(xiàn)代國家象征之一的國花，有必要引起重視。不管國花信息的實際來源有怎樣的差別，在世界各國“國花”基本明確的情況下，如果我們的說法一直模糊不清，作為一種重要的國家象征元素、民族文化知識長期懸而未決甚至付之闕如，總是一種不應有的信息缺失，社會輿論和普通民意都不免難堪，有必要盡早采取行動，以適當?shù)姆绞奖M快加以彌補。
2.國花之爭映射出國家社會的價值取向
綜觀民國年間的各類議論和實際行動，人們最終心愿還是高度聚焦在牡丹、梅花兩花上，并先后以一民一官的方式實際視作或用作國花。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國花討論，雖然眾說紛紜，主張較多，但呼聲最大的仍屬牡丹、梅花兩花。
兩花形象風格和象征意義各極其致、各具典型，不僅歷史地位和民意基礎相當，而且相互間有著有機互補、相反相成的結構關系。
牡丹、梅花分別代表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不同風土人情，反映貴族豪門、普通民眾兩大階層的不同情趣好尚，分別包含外在事功與內在品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國家氣象（“外王”）與民族精神（“內圣”）兩種不同文化內涵。
近代以來“世味濃厚，競存劇烈”情勢下，一味崇尚梅、菊那樣的清淡隱逸，已“無益實際”，而趨于欣賞牡丹豐碩壯麗之花，用以寄托“國勢日益隆盛，民氣日益振作”的時運和強國富民的氣勢。這些見解充分反映了近代以來國人飽經(jīng)列強侵凌后對民族振興、國家強盛的迫切期待，牡丹成了這種強國之夢的絕好寫照。
而“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人們盛舉菊、梅等，則同屬另一種價值取向，注重精神品格方面的象征意義。具體到梅花，則特別強調“梅之蒼老”可以象征我國悠久歷史，“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華民族之堅苦卓絕”。這是思想解放、國民革命、社會變革之際對人的品格意志、斗爭精神的高度推崇和積極追求。主牡丹者多強調其風容和氣勢，舉梅花者多贊頌其品格和意志，充分說明牡丹和梅花，由各自形象特色所決定，其文化象征意義都各有其側重或優(yōu)勢，也有其薄弱或不足。
縱向上看，民國短短近40年中，最初民間多以牡丹為國花，后來官方轉以梅花為國花，歷史正是以這樣前后變革、兩極迥異的選擇，充分展示了牡丹、梅花審美風范和象征意義上各極其致、兩極對立的格局。
近三十年，我國國花久拖未決，很大程度上即與兩花之間這種相互對立、兩難選擇的傳統(tǒng)困境有關。同時，我們也看到一些努力破解這種歷史困局的主張，比如主張兩花乃至多花并為國花。從世界各國國花的實際情況看，其中不乏兩花乃至多花的，如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時、保加利亞、墨西哥、古巴等國即是。“梅花適宜長江流域一帶栽培，牡丹最宜黃河流域附近種植”,兩花并為國花，特色互補，相輔相成，定會廣受人民群眾歡迎。這一意見一出，社會各界贊成頗多。
浙江天臺山國清寺有“隋梅”一株，有1300多年的高齡，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老的梅樹。
3.兩岸的國花話語避忌
1949年以來，海峽兩岸嚴重對峙，導致國花話語上多有避忌，這其中最麻煩的是梅花。與國花牡丹主要出于民間約定俗成不同，梅花作為國花出于1927年國、共決裂后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官方?jīng)Q定。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臺灣后一直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憲制”及其“國旗”、“國花”等“國家”標志。上世紀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lián)合國，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影響的不斷擴大，臺灣當局所謂“國旗”“國徽”一類標識的使用場合明確受到限制，而“彈性使用”原來所謂“國花”梅花圖案作為替代就逐步形成慣例。在這樣的一系列政治情勢下，我們對于國花的概念就不能全然客觀地繼承以往的歷史內容。盡管新中國最初30年，由于無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和傳統(tǒng)道德品格精神的雙重影響，人們對富含斗爭精神喻義之梅花的實際推崇都要遠過于牡丹，但在日常的國花表述中一般只稱牡丹為我國國花。
針對現(xiàn)實，目前我們對國花的表述要適當顧念具體現(xiàn)實場合或政治語境。一般指稱我國國花時，嚴格以“牡丹、梅花”即“雙國花”作為一個整體，不單獨指稱梅花為國花。在與臺灣當局的相應標志不免并列、易于混淆的場合，則可改用牡丹一種。
4.國花是“國家大事”，國家立法確定是為權威
國花這樣的國家禮文之事有著國家層面解決的政治責任、體制要求，由國家權力機構形成決議，頒布法令，具有更權威的色彩，容易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而近30多年，我國的國花討論和評選活動不可謂不積極、不熱烈，有關意見也不可謂不合理、不科學，尤其是1994年全國花卉協(xié)會這樣的民間組織發(fā)起的國花評選活動，操作也不可謂不民主、不規(guī)范，但最終都無法修成正果，關鍵就在于民間組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易遭輕薄，難孚眾望。因此歷史和現(xiàn)實都告誡我們，像國花這樣與經(jīng)濟民生相去較遠的禮文符徽之事，眾說紛紜，極難統(tǒng)一，只有通過最高權力機關、政治機構決定和法令的權威方式才易于達成一致。
至于具體的方法或途徑，筆者曾提出過系統(tǒng)的建議：
一、由全國人大代表或專門委員會提出議案，付諸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投票表決，這是最隆重、最具權威性的方式；
二、由全國政協(xié)成員即委員個人或界別、黨團組織等提案，進行聯(lián)署或表決，交付中央政府即國務院酌定頒布；
三、中央政府直接或委派其相關部門進行論證并頒布；
四、由全國性的民間組織向中央政府提議和請求，由中央政府酌定頒布。在廣泛的社會討論和民眾推選基礎上，通過國家權力機關的法律、法令或決議的方式正式確定國花，這樣一種民主與法制相結合的方式，應是我們評選和確定國花最理想的方式，也應是最有效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