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延，1922年生，著名辭書學家、文獻學家。1947年畢業(yè)于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湖北大學中文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長。主持國家大型文化建設工程多項，其中辭書類著作主要有《漢語大字典》、《爾雅詁林》、《漢語成語大詞典》、《漢語成語辭?！?、《引用語辭典》、《引用語大辭典》等，為我國辭書事業(yè)作出卓越貢獻，獲中國辭書協(xié)會首屆“中國辭書事業(yè)終身成就獎”。
著名語言學家朱祖延先生于2011年12月17日離世，心里在哀痛、傷感之余，總覺得要寫點什么。
在上世紀80年代以至90年代初，大學中文系給外界的印象似乎是充滿了詩文歌賦、風花雪月，在其內(nèi)則以高談理想、心性、方法、流派為時尚，新名詞迭出橫飛，年輕學子無不趨之若鶩，唯恐落伍或顯得“老派”，隨便套用一個方法，一知半解地讀了幾本書、知道了幾個洋名就敢寫文章。到了90年代末以至新世紀，人們又一窩蜂地開始景仰起陳寅恪、錢鐘書等大師，以他們?yōu)榕枷瘛Ｈ欢?，有這么一個群體，大約因為專業(yè)的性質(zhì)使然，向來是默默無聞的。雖然寂寞，但在某一時期，突然拿出一部東西或一篇文章出來，卻總是沉甸甸的，那就是各高校中文系的語言文字專業(yè)或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教師與研究人員。比如80年代中后期兩部大辭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的問世，就一改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大國家，小詞典”的狀況，即使在今天看來，其歷史功績與分量都是無可估量的。而其中《漢語大字典》正是集中了湖北、四川兩省語言學界的學者耗費十余年之功編撰而成，朱祖延先生擔任常務副主編，肩負了重要的領導職責與編撰任務。
也許是自身的天資局限與性格使然，我對于這種硬碰硬、拼內(nèi)功、需要長期坐冷板凳的學問心里的確有些打憷，在本科期間學習“工具書檢索”、“文字學”、“訓詁學”等課程時屬于懵懵懂懂、勉強應付的狀況。直到90年代初我到湖北大學讀研，有幸認識了朱先生，聽朱先生當面講了幾次課后，才明白任何學科都有它的規(guī)律，并且在長期的參悟與把握中也同樣可以把它視為一門藝術(shù)而達到一種出神入化、隨心所欲的境地。湖北大學是由原來的老武漢師院改名而來，成立時間雖早，但在高校領域確屬籍籍無名，莫說在全國，就是在湖北、在武漢，恐怕都不是一流的，然而這并不妨礙它的校園里當時充溢著一種欣欣向榮的生氣，或者說別有其獨特的氛圍。記得著名學者陳平原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論起校園的風景：“大學校園里面，有學問，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學者，很可能真的就是校園里面絕好的風景。”湖大當然不可能像北大那樣有那樣多的名家耆宿，但在古籍整理方面有朱先生多年苦苦經(jīng)營的規(guī)模局面，在文化史研究方面有馮天瑜先生領銜的團隊，在古典文學特別是古代小說研究方面有敢為人先的張國光先生等，一時盛景，足令湖大學子心向往之。那時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對于讀書、對于學問的追求都是虔誠的，也都被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所感染。平時學校的活動很多，各種講座不斷。我也就是在這樣的校園環(huán)境里，認識了朱先生。
迄今我仍然清晰地記得，那是一個暑天的上午，我正在圖書館里看書，忽然師兄急匆匆地跑來找我，讓我和他一起去朱先生家。我一聽吃了一驚，邊收拾書包邊往外走。路上得知，原來是導師請朱先生給師兄和我專門講一講中文工具書的使用，從今天開始，一星期一次，共講三次。我不禁喜出望外，真有天上掉餡餅的感覺。到了朱先生家里，他站在客廳里微笑著迎接我們。我們知道他幾年前因常年辛勞、特別是編撰完《漢語大字典》后就患上直腸癌，不得已做了切除手術(shù)，因而不能久站，因此急忙上前扶他坐下。問候了幾句后，我們即來到朱先生的書房，開始聽朱先生授課。朱先生的書房素雅簡樸，四壁的書柜里放滿了各種各樣的辭書及古代典籍。聽朱先生講課，很快即覺得朱先生那帶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仿佛有特殊的魔力，在娓娓從容的表述中透著一種優(yōu)游不迫的風度與博洽廣識的風范。他說，漢字是形音義相統(tǒng)一而重在表意的文字系統(tǒng)，在我國的辭書史上，如果說《爾雅》是最早的同義詞典，是從詞義相近的角度來編撰的辭書；而《廣韻》是最早的同音詞典，系以相同韻部的原則來編撰的辭書；那么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則可以視為我國最早的從偏旁部首出發(fā)，據(jù)形釋義，分類別居，是具有現(xiàn)代詞典雛形的辭書，因此值得格外重視。接著朱先生給我們介紹了關(guān)于學習和研究《說文解字》的各種常用書籍，并分析了它們各自的優(yōu)缺點。而每當介紹到一本書時，朱先生幾乎總是能夠憑借準確的記憶，從書架上抽出這本書指點給我們看。在我平生是第一次聽到一個如此淵博的學者高屋建瓴地對一個學科的發(fā)展史做出如此透徹而精妙的闡發(fā)，真是如沐春風，心曠神怡，兩個小時的課程，似乎眨眼間就過去了。
在上課中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的有兩個細節(jié)。一個是當朱先生在為我們介紹《漢語大字典》時，分別用了“大”、“字”、“典”三個字來說明。《漢語大字典》在體量規(guī)模上、在收字數(shù)量上、在釋義內(nèi)容的準確與體例的規(guī)范上都是前無古人的，代表了當今漢語言學界的最高水準。當說起這些時，朱先生臉上露出欣慰之情，讓我久久難忘。不用說，這里面不知凝聚了他和同仁們的多少心血。另一個是當朱先生介紹到晚清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時，給我們說起湖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組織編撰類似《說文解字詁林》的一部大書，即《爾雅詁林》，說的時候朱先生還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說我們集體的力量，應該能夠勝過一個人的單槍匹馬。我當時并沒有太在意和留心，因為我知道編這樣一部書，即使下大力氣動真格的，沒有七八年功夫也休想見到成果，所以心里多少有些存疑。而實際上早在八十年代初，《漢語大字典》剛剛進入文字稿編寫階段時，朱先生就有一個想法，要像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那樣，將歷代關(guān)于《爾雅》的注釋、校勘、版本與評論等資料集中起來，編一部《爾雅詁林》，對兩千年來的《爾雅》研究作一個大總結(jié)，為《爾雅》的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方便。歷經(jīng)十四個春秋，又忍受無數(shù)的磨難與煎熬，在朱先生的帶領下，總共六大卷、一千多萬字的皇皇巨著——《爾雅詁林》終于編著完成，并獲得“第四屆國家圖書獎”。這個時間距離我當面聽朱先生講這件事的日子差不多已過了十年，我也早從湖大畢業(yè)并到外地工作。
我們平時寫文章或編輯文稿常會為一句話、一句詩的出處犯難，而朱先生曾為響應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需要一本《引用語詞典》”的號召，編成了我國第一部《引用語詞典》，共70萬字，1994年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隨著從典籍中發(fā)掘的引用語日益增多，朱先生又花了6年時間，將原來的70萬字擴增至170多萬字，編成《引用語大詞典》，2000年由武漢出版社出版。它不僅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人們平常尋找詩文、常用詞、俗語、熟語、諺語等語句出處的問題，而且通過對漢語引用語語源及其涵義的歷史衍化規(guī)律的展示，體現(xiàn)了辭典編纂法的創(chuàng)新，使一般工具書意義上的詞典向著可讀性、學術(shù)性方面邁進了一步。我專門托朋友到出版社為我買了一本，此后這本書伴隨著我，對我從事編輯工作提供了很大幫助。
當然，評價朱先生的學術(shù)成就與貢獻，不是我這樣的淺陋之輩所能勝任的。我想說的是，首先朱先生的個人著述并不多，我所知道的僅《北魏佚書考》、《古漢語修辭例話》及一些論文集。以朱先生的淵博學識，如果要為自己謀求功利，多在個人著述方面花費一些心思，定會取得更高的社會聲望與知名度，也一樣會寫出傳之后世的著作，而相對于工具書編撰工作的寂寞冷清與瑣碎辛勞，何者“性價比”更高是一目了然的。難道朱先生不懂得這些嗎？不，絕非如此！這就是精神境界！
其次我要說的是，因為所處學校地位的限制，博士點批得很晚也很少，因此雖然以朱先生的資歷與學問，給當今一些博導當導師都夠格，但朱先生生前就只帶過碩士研究生。但從朱先生的嘴里我從未聽到他對此有半句怨言，我們見到的朱先生始終是慈祥的、微笑的、樂觀的、從容的，今天思之，猶在眼前。
朱先生生前仍在從事1990年由國務院正式批準啟動的建國以來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華大典》中的《語言文字典》的編纂工作。該工程于1994年啟動，朱祖先生以古稀之年擔任主編，帶領武大、華中師大、湖大三所高校的學者們，編纂《音韻分典》、《文字分典》、《訓詁分典》。他是已經(jīng)將全身心投入到了對祖國傳統(tǒng)文化的建設與傳承上。記得在聽朱先生的一次課時，朱先生講到范仲淹寫《嚴先生祠堂記》以“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來贊美嚴子陵，后易“德”為“風”，即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以求得音韻的和諧與婉轉(zhuǎn)。我就借用其中的一句來表達對朱先生深深的眷戀與懷念之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