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我們知道楊先生對死生的看法，知道她為離開已經(jīng)做了二十多年的準備——自從錢瑗和鍾書先生辭世，楊先生就已在靈魂的世界生活——先生并非被死亡帶走。從民國走到現(xiàn)在，錢先生與楊先生一生中的榮光與磨難、他們的家庭故事，已經(jīng)在無數(shù)的耳口間流傳?！段覀冐怼返臅承?，激發(fā)了天下讀書人的善良，并在其中看到了自己身在歷史中的種種。然而，無論是對他們才華的贊嘆或是對她們際遇的惋惜，一個無法被任何話語綁架的事實是：錢楊對現(xiàn)代中國的陪伴與支持，是他們自由選擇的結(jié)果：他們之間的同道并行，是他們彼此自由選擇的結(jié)果。但許諾看起來只是瞬間之事，完成卻需要漫長而艱辛的過程。正是對這一選擇的堅持與承受，成就了楊先生一生的磨煉與修為。

作者：姚斯青，曾就讀于中央美術(shù)學院美術(shù)史論系，現(xiàn)為中山大學現(xiàn)代文學方向博士生，師從林崗教授，正在撰寫以楊絳先生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課余跟從趙尋老師習讀四書，研究興趣為近現(xiàn)代文藝、視覺理論與心性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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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選擇以楊絳先生的著述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兩年來，就一直在擔心這壞消息的傳來。一天天在圖書館廢墟般的寂靜中默默地寫作，都仿佛是在練習如何和楊先生告別：我努力想在和先生告別之前，讓她知道，世間有一個被她激勵的卑微的靈魂，在黑暗中寫下了自己的感激。但我還是被落在時間的后面，我的練習也徒無功：當我聽到先生離開的消息，我還是禁不住手足無措、泣不成聲……

楊先生生于1911年7月，是名副其實的民國女兒。父親楊蔭杭既是一位政法學者，也是辛亥革命的志士。在1911年革命成功的時刻，作為現(xiàn)代國家的“民國”，實際上仍是一個有待充實與建設(shè)的名號。新觀念與舊觀念、新意識與舊意識之間的轉(zhuǎn)換、調(diào)和，還在緩慢的進展中，不時也有激烈對抗的紛爭。

作為蔭杭先生的女兒，楊先生個體的成長充滿了幸運。因為現(xiàn)代中國的精神雖未遍徹神州，卻早已閃耀在他們的家庭中。蔭杭先生個人事業(yè)中的法治實踐，雖在黑暗的軍閥政治中屢屢受挫；但在家中，他卻可以自由實現(xiàn)培育公民的愿望。正是他對男女平等的實踐以及對孩子們自治能力的側(cè)重，使得楊先生得以接受令人艷羨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并成長為錢穆先生稱贊的“有決斷”的女孩，成為鍾書先生眼中那個“與眾不同”的女孩兒。

蔭杭先生的教育，并不告訴阿季——年輕的楊先生——該做什么，總是鼓勵她要自己思考并“Dare to say no” （敢于說不）。這是一種特別的幸運。這種幸運，楊先生在兒時就已深深領(lǐng)會，并由此在同齡人中成為一個先行者。然而，楊先生并非只是幸運地承受了父輩的余蔭，對于蔭杭先生建設(shè)現(xiàn)代中國志意的承擔，才是這一幸運的內(nèi)容。回想楊先生在面對歷史和人生的苦難與挫折之際，一直采取淑世主義之改良態(tài)度的原因，以及她后來對文學志業(yè)的獨特承擔表明，她是如何萬分珍重著這份幸運，并將那誕生的偶然，轉(zhuǎn)換為必然的道路的。

實際上，對于偶然之命運作弄的應(yīng)對，也才是楊先生思考的起點。這不僅引發(fā)了她在大學期間對古希臘悲劇與倫理學的閱讀興趣，而且最終決定了楊先生對“什么是善”的答案：善與惡，只來自一個人靈魂，一個不受命運左右的“自由意志”之實踐。

在楊先生的人生哲學里，一個重要的詞匯是“斗志”。這在她的文學世界中，轉(zhuǎn)化為一個以小說和散文的方式重復敘述的故事。然而，要堅持志意的實踐并不簡單。左右我們的，看似是一時的外在處境，但更主要的卻是我們的自我想象、 情緣的羈絆、內(nèi)在情感因素的纏擾。這在錢、楊的作品中，有力地呈現(xiàn)為《圍城》中的被動分子方鴻漸，以及在楊先生的《風絮》中作為方的反面而樹立在的沈惠連、小說《大事業(yè)》中的“一軟”：理智讓位于其它因素，不能堅持完成判斷和選擇，隨時“一軟”，最終難以擺脫被宰制的命運。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楊先生深具“反娜拉”思路的寫作，至今仍未得到應(yīng)得的注意。

跨越大洋向西方文明學習，對楊先生一代人而言，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知識取向，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們的選擇就是全面的效法與跟從。1938年，當他們的船只返航歸來的時候，楊先生對未來的學術(shù)方向已經(jīng)有了比較清晰的看法，那就是要論證“東海西海，心理攸同”的普遍人性，從而在此基礎(chǔ)上達成中西的溝通。而他們的后半生也始終在為此目標而努力著，至死不渝。楊先生在《我們仨》中所寫到的“古驛道”送別，回顧的正是這一選擇背后的志向與心智：

“他（們）選了沒人要的一條水道”。

不舍的千里相送之后只留下滿心血淚仍要打掃戰(zhàn)場的楊先生。不僅僅是對錢鍾書之遺產(chǎn)的整理，堅韌的楊先生也還在繼續(xù)著他們共同的事業(yè)。作為療治傷痛的譯作《斐多》所引進的古希臘靈魂思想，是唯物主義永遠無法觸及的部分。另外，楊先生也繼續(xù)著她的寫作，將她的人生轉(zhuǎn)化為后來者的教益。其結(jié)果，就是《洗澡之后》和《走到人生邊上》。

我無法在這個時刻理性地述說，《洗澡之后》中由羅厚、陸舅媽、姚宓等由互助與共同生活所締結(jié)非血緣家庭的意義，我也不想分析楊先生最后的智慧之書《走到人生邊上》所試圖論證的性本善以及靈魂修煉，我只想說出我所在其中所獲得的教益。那是一種既不輕浮也不尖酸的對于人性的領(lǐng)悟：

我們永遠無法輕靈如天使，因為我們是有著肉身的人類。肉身所代表的欲望向度，總是提醒著我們所具有的動物性的一面；但這一需要克制與完善的部分，同時也烘托出我們得以向上超越的空間。因而楊先生的表達方式，總非峻急的道德說教與規(guī)訓，而是通過笑聲來進行充滿善意的提醒。而且，這提醒往往是首先指向自身的：據(jù)我所知，在他們夫婦的日常生活中，“動物”是常見的自喻之語。然而，人類畢竟不是野獸，“動物”善意地提醒：人不但要追求著精神的上升，同時也要時刻警惕一種人性的退化——以幽默的方式來表達，這就是要拒絕“魔鬼”的誘惑———

“你受我引誘時，你只知道我是可愛的女人、可親信的朋友，甚至是可追求的理想，你沒有看出是我。只有拒絕我引誘的人，才知道我是誰?！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