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竹、菊,號稱“四君子”,是中國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歷代詠物詩和文人畫中最常見的題材,文人墨客無不醉心于此。為什么“梅蘭竹菊”能成為中國文人最愛畫的題材?為何“四君子”能成為中國所獨有的繪畫題材?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在《中國歷代梅蘭竹菊精品集》的序言中給予了解答。
在詩史上,給自然花草以寓意(比興)至少成熟于《詩經》,稍晚的《楚辭》就已有了以香草比喻美人(和高尚人格)的名句。
在畫史上,以自然圖像作類似的托寓約成熟于宋代。而將梅、蘭、竹、菊比作“四君子”,則已是明代的事了。萬歷年間,黃鳳池輯《梅竹蘭菊四譜》,陳繼儒稱為“四君”,后又稱之為“四君子”?!熬印蹦巳寮医浀渲芯哂欣硐肴烁竦娜耍衙诽m竹菊尊為“君子”,在畫家是“君子依仁游藝”,在作品是善、美結合,遠紹古代“比德”的藝術傳統。
士大夫喜畫四君子,首先是因為它們與“文”(文化、文學及其歷史傳統)的關系密切。在古代文獻、詩、詞和士人生活中出現梅蘭竹菊,可謂久矣?!兑住は缔o上》:“同心之言,其奧如蘭”;《詩經·衛(wèi)風·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顏延之《陽給事誄》:“如彼竹柏,負雪懷霜”;以及“竹林七賢”、“梅妻鶴子”等等的人物故事,“梅兄”、“菊友”之類的雅稱,“梅風”(早春的風)、“蘭日”(春日)、“菊花節(jié)”(重陽節(jié))等等的節(jié)令別稱……真是不勝枚舉。
士夫文人有自覺的文化觀念和歷史意識,喜歡給自己的生活和語言披上“文”的色彩,圖畫不能盡意,就題詩作跋,加蓋印章。欣賞熔詩書畫印為一爐的四君子畫,也需要綜合性的觀照。
流傳至今的古代四君子畫,大都是明清人作品。明清文人藝術家多,花鳥寫意盛行,畫梅蘭竹菊不僅普及到一般文人士夫,甚至滲入到民間藝術中。四君子畫更加講究筆墨、畫法、意境和風格,出現許多杰出畫家和杰出作品。
四君子畫歷千年而不衰,是世界藝術史上不多見的現象。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一是中國文明尤其是中國繪畫藝術,不僅歷史久遠,而且具有極強的繼承性、穩(wěn)定性和同化力——它能夠吸收與同化外來藝術而不會被外來藝術所同化和泯滅。
二是四君子畫作為藝術美的形態(tài),總是和中國人的善的觀念、對善的向往聯系著,表現著中國哲學對真善的人性——人格尊嚴、氣節(jié)、剛正不阿、忠誠于一種信仰和信念、潔身幽獨、不畏強暴、虛心不傲等等的基本態(tài)度;人類社會不論怎么變化,都是要堅守這些基本人性和倫理價值的。
三是四君子畫作為自然美的再現與表現,反映著人對自然世界的依戀和審美態(tài)度,人類征服自然但不能須臾脫離自然,無論作為物質生活來源還是精神托寓對象,人只有與自然保持某種和諧關系才會有生存的可能與生存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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